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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一张文化墙打样稿，边缘已经被反复摩挲出毛边，纸角沾着半块没擦干净的颜料，是当年团队接的第一单的留痕。那时候工作室是租的民房，客厅改的绘图区，卧室放着那台半人高的老喷墨机，连像样的电脑都只有两台，是几个人凑钱买的二手货。
接到第一单的那天，是个下着小雨的傍晚，客户是本地一家做机械配件的小厂子，老板骑着电动车过来，裤脚沾着泥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草稿，说“要给车间做个文化墙，就像我们家机床那样，扎实、耐看，别花里胡哨”。那时候没人敢说自己能做，只是拍着胸脯接了，熬了三个通宵，把草稿上歪歪扭扭的机床线条，改成了冷调金属质感的矢量图，再配上车间师傅们的操作剪影，最后挂上去的时候，老板站在车间里看了半小时，说“比我想的还稳”。
后来的几年，团队慢慢攒了点钱，换了小工作室，也接了几单，但始终在磨手艺。有次给一家教育机构做文化墙，客户的要求很简单：“要像我们学校的校训那样，有温度，不生硬”。设计师前后改了十七版，从字体的粗细到笔画的弧度，甚至连每个字之间的留白都调了上百次，光是打印打样就用了近百张纸，改到第十七版的时候，设计师把自己写的毛笔字贴在电脑上，对比每个字的笔画，直到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笔的弧度，和他贴在旁边的毛笔字分毫不差，最后成品挂在教学楼大厅，有个低年级的小朋友拉着老师的手说“这字像爷爷写的春联，暖乎乎的”，客户当场加了后续三个楼道的文化墙订单。
现在的工作室在产业园里，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天泡在不同的文化墙项目里，从本地的小微企业到外地的大型机构，从国企的展厅文化墙到社区的楼道文化墙，都守着同样的标准。算下来，累计服务过的客户已经超过七千家，不管项目大小，不管客户来自哪里，设计师都会先蹲在现场看半天，摸一摸墙面的材质，听一听客户的真实想法，绝不拿着模板就改。
关于物料，我们始终坚持设计定稿后走代采渠道，所有物料都是货到付款，绝不提前垫资，也不要求客户预付任何款项——不是不怕麻烦，是不想让品质因为垫资的压力打折扣，也不想让客户觉得我们是靠预付款周转的小作坊，就像当年那台老喷墨机，哪怕慢一点，也要把颜色印得扎实，不会因为赶单就偷工减料。
本地的客户找我们做文化墙，从来不用多说“实在”两个字，我们懂玉林人要的是能撑得起门面、传得了温度的东西，不是花架子。上个月的一个深夜，工作室的灯还亮着，几个设计师围着电脑，对着某家大型能源机构的文化墙效果图，调着某个角落的线条——那线条是老厂房的轮廓，是客户要求的“回忆感”，有人递了杯热咖啡，没人说话，只是盯着屏幕，眼睛里的光，和当年那几个人对着老喷墨机守到天亮的样子，一模一样。